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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久以來，學術思想是依賴著當時社會上的人民與君主的喜好，才得到重視及推廣，它離不開“勢”，因應王權而行。自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後，儒家就成為我國各朝代所尊崇的學術思想，更作為人們道德規範的準繩。及後，科舉制度的出現，儒家思想也成為了錄取士人的準則及內容。

科舉制度源於漢代的精辟廉舉制，當時的君主為了吸納更多人才為國效力，而實行精辟廉舉制，各地官員向朝廷推薦有能之士、孝子廉孫。及後，魏晉時期出現了九品中正制。隋代有感制度的過時，往往被有財之士所把持，便開創了科舉制度，選用真正有才幹與品格高尚的士子，儒家思想與學術就是用來衡量這些士子的唯一方法。明朝時期，朱熹把考核的內容大為縮窄至只能“代聖賢而立言”，士子不能自由抒發已見，以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作為抒寫文章的依據。滿清政府，為了有利對漢人統治，提倡一直以來的科舉制度，一方面為了吸納有學之士“以漢制漢”，另一方面為了對當時漢人士子思想的鉗制與禁錮和愚弄。

儒家所提倡的“道”，被迫屈服於“勢”之下，在朝代變更之下，“道”的性質也隨著變質。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吳敬梓，對當時社會的腐敗，產生憤世嫉俗的思想，而這思想日益增長，為了糾正當時這些日益腐敗的思想，提倡正統儒家學術思想，而創作出《儒林外史》藉此批評當時社會不良風氣。他把當時社會日益腐敗的責任，歸咎於日益腐敗的科舉制度上，士子考科舉只是為了追求功名利祿、富貴榮華，完全扭曲了儒家所提倡的真正之道：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人生哲理，只談自身的知識水平，不談個人道德修養。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的處世原則變成了空談，功名利祿、富貴榮華才是他們人生最大目的及處世之道。這都是當權者利用了當時士人一心“求善”、“求治”的心理，將他們引導到無知、無識、無用、無?的邪惡道路上的後遺証。

在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七回至第二十回中，我們便能看到作者通過匡超人的變化，闡述科舉制度成為士人追求功名利祿極其嚴重的禍害。匡超人本是一個純樸善良的農家青年，抱?奉養雙親的志願，辛勞工作，作小生意奉養雙親，尤其在他伺候癱臥在床的父親的一舉一動，可見其孝順之心。而且文中匡太公亦云：“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，極是難得。”都證明了匡超人是一名尊奉“孝悌”之人。可是，他踏上科舉之路後，認識了景蘭江那些自命清高的“斗方名士”，實際上只不過是一些科舉不得意轉而招搖撞騙的食客，開始明白到何謂“名利”；繼而在潘三爺身上學習到何謂“富貴榮華”之道，漸漸變成了毫無道義可言，自吹自擂的小人，完全忘記了他父親的臨終教誨：“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，德行是要緊的……萬不可貪圖富貴，攀高結貴……”。